在阳界与阴界之间：人类学家如何揭开中国殡葬业的神秘面纱
台湾科学及技术委员会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心的学人开讲，邀请到台湾人类学家刘慧敏，何揭分享她在2010到2011年，开中深入上海各大殡仪馆进行十八个月田野调查所写成，国殡并由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秘面《Governing Death, Making Persons: The New Chinese Way of Death》一书的内容，主要讨论当代上海殡仪馆与殡葬业的阳界阴界日常运作，包含改革开放后政府如何尝试将殡仪馆员工从「类公务员」转型为服务业人员、间葬业政府如何治理新兴的人类殡葬中介、以及这两类殡葬从业人员面对国家以市场逻辑所进行的何揭治理，如何因应。开中
* 《Governing Death, Making Persons: The New Chinese Way of Death》
刘慧敏首先解释，这个研究主题主要围绕在「当代中国城市的秘面丧礼是如何诞生」，其中，阳界阴界「当代中国」的关键词映现出来研究视角，主要围绕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城市」则让我们聚焦于「都市生活的本质」，因为居住地的有限性，所以中国所有的城市基本上都设有强制火化区，尤其上海几乎大部分的葬礼是实施火葬、骨灰葬。今天的主题，主要聚焦于当代上海殡葬业的从业人员，在形塑当代中国的城市丧礼产业运作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在进入今天的题目之前，刘慧敏为我们补充了许多与上海殡葬业有关的背景知识，首先，殡仪馆隶属民政局，并属于「事业编制」中，是介于企业与公家行政机构中的一种编制。再来，当代上海的殡葬业，其实是经历了历时性的殡葬改革政策，可以被理解成是国家刻意主导现代化传统殡葬文化的政策，亦即：简化丧礼、推行世俗化（摒除祖先崇拜、宗教仪式等）。把这些传统的丧葬仪式视为迷信之源流可追溯至五四时期，然而在1949年以前，也大多只有「概念」，并未完全有效地施行到基层。1949之前，上海的殡葬业是中国的开路先锋，各种西式殡仪馆、火葬场都是从上海开始的，当时土葬还是主流。
1949年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国有化，1950年早期的上海殡葬业就集中在国有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对于「移风易俗」的丧葬世俗化改革，以「口头劝导」为主，并未强制执行。当1966年12月红卫兵开始进入到寄柩所（暂时储存棺木的地方）、殡仪馆与公墓砸毁棺木、挖掘棺木以后，基本上跟殡葬有关系的东西都在一夕之间被关掉，上海只剩下两家火葬场。上海的殡葬改革跟中国大环境的起落息息相关，属于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 左为主持人台科会人社中心何明修主任，中为主讲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刘慧敏助理教授，右为与谈人台湾政治大学欧子绮助理教授。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殡葬管理处这一类的机构开始思考要如何「赚钱」，这意味着殡葬业也随之从「计划经济」进入到了「市场经济」。此时，殡仪馆的员工身份，在演讲一开始也提到是属于「事业编制」的，它是一种「类公务员」的编制，一方面他必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权力的展现，但一方面却又被要求要「像个业务员」，被期待成为能够考虑消费者（也就是丧家）要求的业务员。于是，殡仪馆从1985年也开始实施以馆长为首的经营承包责任制，亦即薪水与绩效呈正比，目的在于排除「吃大锅饭」的心态。这种「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的心态，相信「成败操之在我」、笃行「自我鞭策」的心态即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个体之心态展现。但是刘慧敏也指出，在某些具体的脉络可以跟以欧美各国的新自由主义做连结，但是在中国的脉络下却要更详细地检视究竟有何不同。
1990年代以后，上海殡葬业完成了非常市场化的过程。刘慧敏指出，在她2010年左右进入上海做田野的期间，上海殡葬业可以说是民政局的「摇钱树」。如此成功的市场化，上海殡葬业的基层员工真的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了吗？
根据刘慧敏的访谈，她发现那些非白领、非业务部门、直接在化妆间跟遗体打直接交道的基层员工们，不仅没有相信新自由主义的「成败在个人」的心态，反而出现了另外一种「劳工阶级意识」。具体而言，这种劳工阶级意识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对于自己身为「劳工」的理解具有儒家思想中「士农工商」式的思考点，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劳力」的工作，而不是「劳心」的士大夫阶级的工作。另一个特点则是根据分析市场逻辑而产生的。刘慧敏分享了一位基层从业员的说法，该从业员认为，殡葬业是一种独占的、垄断的市场，也是一定会存在、不需要跟其他产业竞争的行业，所以不应该说那些白领阶级的殡仪馆人员有「靠自己的力量而提升了利润」。
换言之，基层员工其实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带来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并不认同，他们反而从过程中体认到了自己身为劳工阶级的被剥削，但这个对劳工阶级身分的认识却是借由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来建构的。刘慧敏也指出，「事实上他们曾经发起了抗议」。
而除了基层员工与白领阶级以外，在上海殡葬业里头，还有另外一个具争议性的身份即为「殡葬中介」（又称为殡葬代理、殡葬一条龙），他们负责殡仪馆与丧家之间的接洽与联系，是为「个体户」（可以是中小企业或一人公司）。
* 殡葬中介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非该讨论纪要内容。
但其实在上海，理论上是不需要殡葬中介的，丧家其实可以自行与殡仪馆接洽，而殡仪馆也更希望丧家直接来洽谈生意。根据刘慧敏的观察，事实上，上海有超过六至八成的殡葬业务是透过殡葬中介处理。殡葬中介，在中国的殡葬专家眼里，被视为是「打擦边球的」，也就是一门游走在法律与道德边界的生意。
所谓的「法律边缘」，指的是在中国，只有四个地方的殡葬中介是合法的，上海是其中之一，但法律规定所有殡葬生意要跟工商局与民政局注册。其中，由于民政局是殡仪馆的直属机关，由于利益上的冲突，民政局通常不会通过殡葬中介的注册申请。而所谓「道德边缘」，则可以指出其中多层次的细节。首先，殡葬中介在官方立场中往往承担殡葬业中污名化的焦点，换言之，即使不是殡葬中介在处理殡葬业务时产生了道德上的瑕疵，官方也会将那些「不道德的」、「不好的」业务内容归咎于殡葬中介。
但何以官方要如此污名化殡葬仲介？首先，早期这些殡葬仲介大多数为「农民工」出身，而2000年以后，许多教育水准不高的上海人也会加入、从事殡葬业。而另外一个造成殡葬中介被刻意污名化的原因，其实也来自于殡葬仲介与殡仪馆之间的利益冲突 —— 那些火化设施、火化棺与灵车等项目被归类于民政项目中，但属于民俗项目的烧纸钱、寿衣、花篮等，都是开放市场竞争的，这些民俗项目的利益则往往都是殡葬中介的所得。此外，在殡仪馆与殡葬中介之间，除了竞争的关系以外，其实也存在另一种类似于治理的关系，因为殡仪馆掌管了殡葬中介的个人诚信档案。最后，殡仪馆与殡葬中介直接也存在着合作关系，因为殡仪馆也会透过殡葬中介去推销「较高价」的民政项目（如较贵的棺木）。
总言之，在上海的殡葬中介其实处于一个脆弱的、夹心的地带，甚至是边缘的位置，在这样的情形下，刘慧敏说，「他们这群人反而变成那种不断自我去鞭策，在某种程度相信“只要我够努力，我就能成功赚钱”的心态」。在这样的脉络下，殡葬中介在招揽客人时，也会采取道德稍微有瑕疵的做法，比如有些殡葬中介会聘雇待业者在医院「定点巡逻」，以获取更多「发死人财」的讯息，这种具有争议性的招揽方式被称为「盯工」。
总结殡葬仲介在上海殡葬业里头所扮演的角色，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值得被注意的面向是，殡葬仲介也创造了一个空间让宗教活动可以在倡导世俗化的殡仪馆中复兴。由于殡仪馆是公共空间，所以理论上殡仪馆不可以进行宗教活动（置放纸钱、冥币等），但是这些游走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殡葬仲介，却能打开这样宗教的空间。
总结上述，在改革开放的风气下，上海政府想要殡葬业员工成为超级业务员，但是这些劳工却变成具有劳工阶级意识的人；殡葬中介反而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成为了把宗教空间带回上海殡葬公共空间的人。
在刘慧敏的精彩的演讲之后，由欧子绮针对今天的演讲做评论。欧子绮提到自己对于殡葬业的认识与了解，是透过相关的职人剧，而刘慧敏的研究著作不仅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非常具有影视化的潜力。欧子绮补充该书中的田野调查过程，发现到刘慧敏其实参与并投入了整个丧葬礼仪的过程，并不是仅有访谈而已。而本书虽然谈论的是「死亡」，却也关注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如何透过各种力量「打造出新的人」、「打造新的主体性」。
换言之，本书处理的也是治理（governance）与主体性（subjectivity）之间的问题，在田野调查的脉络中，不同的角色、权力机制之间的互动，造就了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空间。欧子绮认为，在刘慧敏的研究中，可以让我们看见上海殡葬业让我们看见的三个中国社会的趋势：
其一，市场治理与市场主体性的调和与矛盾在其中；
其二，脆弱的殡葬从业人员让宗教仪式有了新的空间；
其三，仪式作为社会契约使得多重主体得以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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