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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中评社 海涵摄） |
中评社北京5月25日电（记者 海涵）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杨开煌在不久前召开的一国两制第二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上指出，对于“一国两制”政治倡议、中评政治主张的关注
后设基础的研究其实十分重要。为此，杨开他提出了讨论“一国两制”必须弄清楚的煌析五个预设基础，并一一进行了回应。本质杨开煌认为，内涵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主要政治基础是西方的“国家”，是中评一套国家制度的设想，是关注去“中华民国国号”、保留“中华民国政府”的杨开
统一，是煌析行政设计但又高于行政设计，融合发展不应该影响“一国两制”的本质存在。 杨开煌表示，内涵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一国两制丰富和平统一实践”之后，“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已经成为两岸相关学者高度关心的热门议题。“然而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我们对‘一国两制’此一政治倡议、政治主张的本质的理解是否一致呢？” 杨开煌认为，若是两岸对“一国两制”本质的理解不能求得一致，或是彼此相异的话，那么那些具体权力或权利的“放与收”其实很容易产生歧义，导致对最终协议的不同期待，进而产生冲突。因此，对于“一国两制”政治倡议、政治主张的后设基础的研究其实十分重要。“后设研究”是要追问在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时，可能预设哪些基本而必要的条件（“一国两制”如果没有了这些条件，则此一主张会失去其特殊性）；此外，“后设研究”还要追问当前习近平总书记重提“一国两制”主张其背后的支撑条件，以及和邓小平的倡议相比有何异同之处。 杨开煌指出，讨论“一国两制”必须弄清楚的五个预设基础包括，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政治基础是西方的“国家”还是中国的“天下”？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还是一套国家制度的设想？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首要的解决对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民国政府”？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一套政治设计还是行政设计？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否可以建立在融合发展和心灵契合之上？ 对上述五个疑问，杨开煌依次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首先，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主要政治基础是西方的“国家”，特别是让·布丹主权论中所确立的国家，否则邓小平不会说“一国”。而中国的“天下观”常常反映在中国古代朝廷治理非华夏文明地区时所实施的“因俗而治”、“羁縻政策”等，这种观念不大可能是邓小平的原意。“一国两制”肯定是要放在一国之内去理解才有其意义，“一国”与“两制”不是共存的。“两制”是服从且服务于“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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