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在“课外任务”里的老师：想拒绝，却拒绝不了

老师们用于写教案的教案本

看到新闻里“23岁女教师吕聪慧从楼顶一跃而下”的那刻，江西某县初中语文老师李婷仿佛看见了惶恐不安的陷里自己。

参加活动、师想调课、拒绝绝再参加活动……与教学无关的却拒活动和比赛一个接一个，她试图拒绝，课外任务但没人理会。陷里如同游戏中没完没了的师想副线任务，牵扯了过多精力，拒绝绝却对主线任务毫无帮助。却拒

这不是课外任务李婷一个人所面临的困境。多名不同年级、陷里不同岗位的师想老师告诉记者，除了教学任务以外，拒绝绝他们日常还要参加培训会议、却拒填写报表、编辑公众号、街边站岗检查戴头盔、当活动场务、检查天然气安装、各类App打卡、整理迎检材料等非教学任务，这些工作令他们经常感到身心俱疲。

事实上，“李婷们”的困境早就引起各界关注。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规划“中学专任教师工作量状况及标准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绝大多数教师每周工作时间都在54小时以上，但用于课堂教学的时间不足四分之一。2019年12月《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出台了中小学教师减负二十条措施，近3年来全国各地教育部门相继启动中小学教师的“减负模式”。

但教学之外的负担依然很重。一位从教20多年的小学副校长表示，能明显感受到，近十年来，老师的额外负担变得更重，“教师们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反而没有一件事能用心做。”

发给老师们迎检材料的细则

教学之外的任务

11月1日，李婷终于下定决心，给领导发信息，拒绝接下来的比赛安排。

23岁女教师吕聪慧轻生的第二天，李婷看到新闻时，心里一惊。她没想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同样年轻的老师真的结束了生命。彼时她刚结束一场比赛，这已经是本学期开学以来，她参加的第四场比赛了。但领导很快就追来消息，让她准备下一场。

2017年，李婷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刚入职时，她作为新手老师，对教学事业的一切都充满热情，积极参加各种比赛，还取得过不少优异的成绩。但到了工作第三年，她发现找上她的比赛越来越多，甚至开学两个月就有四个活动找上门来。每个学期，她都被要求参加各种优质课比赛、教师技能大赛、朗诵比赛、合唱比赛……“只要我答应了一次，之后的每年比赛都会找上我。”

在李婷任职的学校，比赛获奖于评职称而言是加分项，有的老师会为评职称而参加，但李婷暂时没有评职称的打算，主任还是劝她参加。

江苏某公立小学老师王楠也觉得，额外的工作占据了自己80%的时间精力，教学本身只剩下20%。11月初，她被临时通知去一所学校上“联谊课”（公开课，集中展示教学成果），她这学期带的是小学四年级上册的班级，但领导让她上三年级下册的课，“学生在学上册，我去讲下册，这不是浪费他们这学期的课吗？”王楠生气，她觉得毫无意义。

王楠试过拒绝，但失败了。“就算有八万个理由，他们都说‘重在参与’‘名次不重要’，我是教语文的，综研、德育比赛对我评职称没有用，他们只是找不到人去参加，才找我这种刚入职的、单身的、没孩子的老师。”

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地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趋势，杜绝行政任务向校园转嫁做法。但现实情况是，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任务依然层出不穷，老师们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2023年3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60.3%的受访教师认为课后服务工作量加大，70.9%的受访教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

今年3月，宋舒文成为河南某县城的小学英语老师，她带三个班级，将近200名学生，每周要上21节课，光是批改一次作业和试卷就能用掉一整个上午。但最让她疲惫的，是随时待命，准备参加与教学无关的事。

宋舒文脑海里闪过无数次离职的场景，她想逃离现状——今年9月底，校长在活动前一天临时通知宋舒文，调开第二天上午全部的课，因为当地教育局借用学校场地举办最美教师评选活动，需要她帮忙计时举牌、拍照，同一天下午第二节课也被迫让出来，给少先队员活动做礼仪小姐。宋舒文瘫坐在座位上，想起领导说的“要把教育中的劳累看成是占便宜，使用公家的时间锻炼了自己的私人身体”，她强忍情绪，联系其他任课老师调课，把今天的课时挪到明天、后天、大后天。

宋舒文越想越气愤，“教学都搞不完，还有一堆与我无关的东西，随时通知我去干。”她任职的学校没有专门的宣传和行政人员，所以公众号、视频号、宣传文案等工作一律由老师们分担，为了写稿、改稿和编辑排版，有时会加班到晚上11点。

等忙完领导安排的“杂活”，宋舒文发现自己课表已经被调得乱七八糟，焦躁的情绪又涌上来。讲课时听见学生窃窃私语，她火冒三丈，把孩子痛批一顿，“我知道这有点‘踢猫效应’，但我尽量不让自己带情绪上课。”

山西某重点中学副校长冯传军并不认可这种调派教师资源的做法，他告诉记者，在他们学校，教学永远放在首位。“如果老师在上物理课，但被安排去参加社会公益，那门也没有，领导不会让他走。” 老师们的重点始终在教学上，其余工作应由学校的二线管理部门或后勤保障部门来完成，“能不惊动老师，就肯定不让他们参与。”

但冯传军觉得，适度的校园活动是有益于缓解学业压力的，不能一概认为文化活动就是走形式。只是开展活动的“度”要有所控制。

老师们必须手写听课记录的听课本

层层传导的压力

冯传军所在的中学，每个部门都有各自分管的工作，写公众号有专职人员负责，采买设备、购买图书、配置物品、记录备案材料等工作由教学总务负责。

但李婷就没这个运气，她从入职第一年就被上级安排写宣传文，只要一有比赛或需要宣传的活动，她如果没课，整个下午都要留在办公室里写稿、排版。后来李婷干脆在淘宝上花80块找人代做，她调侃道：“每篇学校给我补贴60块，我贴20块，勉强贴得起。”

李婷想起，六年前刚入职学校时，一年只有一两个小型比赛，但现在每年能有六七个，规模也越来越大。“如果别的学校也这样弄，我们学校不这样的话，上面领导或许会对学校有意见。”她说。

浙江某小学副校长李沐阳告诉深一度，学校做公众号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宣传。在当地，学校会被分为AB两个档次，A档学校的老师比B档学校的老师每年多500元，500元的金额不大，但领导层对于“你们学校是A档，我们学校是B档”的评价会有压力，其中的评判标准有学业成绩，也有所谓的知名度或者影响力。

学校的中层领导也面临着无形压力。办公室副主任兼语文老师朱姗姗记得，“创文”期间，“A单位给我们50条标准，材料特别繁琐，我们还是给弄好了，装进一个个盒子里，后来B单位又给新要求，标准就是100条。”检查细则不仅在原基础上扩充，同时也添加了新的项目，她只好将整好的材料放一边，重新整理。这意味着，如果各级部门之间协同配合出问题，给学校增加重复性的任务，那么教师必然得重复劳动。

材料通常要得急，一旦不及时做好，上级部门来查，学校就会挨批评，有次朱姗姗熬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还得硬撑起来上八点钟的早课，再利用课间来补觉。

压力一层一层往下压，最后便由一线教师来承担具体事务。朱姗姗也很心疼老师们。班主任为配合安全教育平台工作，每学期至少要上七个专题的安全教育课，而且“必须在工作日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授课，如果忘了，周末不能补上。”朱姗姗直言，班主任在学校要备课、处理学生问题、找学生谈话，安全教育平台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反而增加了老师的负担。

作为中层干部，朱姗姗感到痛苦，她能理解老师们的委屈，但自己更像是“夹心饼干”。“既要顾及上面任务，又要向下落实，照顾到老师们的情绪，看怎么布置这个任务才让他们接受。”

一次校园防溺水宣传任务，政教处要求班主任到学生家中家访，并拍照留痕，政教处领导考虑到每家每户都走访，对班主任们压力过重，便提议放学后将学生家长集中到附近的一户学生家中，一次性给多位学生家长宣传，并拍摄家访宣传照。

但她整理好的迎检材料上交后，却收到领导回复，"材料里家访的背景都是一样的，这样不行，一定要家访到户。"朱姗姗无奈，“我们中层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尽量给老师减轻负担，但材料交了不符合要求，挨批评的是中层领导，重新向下布置任务的也是中层领导。"

更让她压抑的是，每次一有与教育相关的社会热点事件发生，各级部门就雨后春笋似地冒出来。火灾查消防、预制菜查校园食品安全、厕所踩踏事件又安排紧急疏散演练……朱姗姗告诉记者，这种压力是无形的，因为很多时候相关部门并非实地检查，而是查台账，“有时候有疏漏的，我们还得把历年的东西补回去。”

作为副校长的冯传军认为，有时政府安排的任务，事业单位都要参与，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不会只往学校里派。他能理解政府在安排工作时，很难因教师身兼教学压力就把教育系统剔除在外。

老师们通常也能理解学校分派任务的难处，但分到他们肩头的担子越来越重，大家都想不通问题到底出在哪。王楠能明显感受到，现在办公室里老师聊天，很少谈起学生的学习，更多是在讨论“又被分配干什么活”。

家长的打卡记录

事事处处要“留痕”

很多工作，光做了不行，还得做在“看得见的地方”。乔颖的一天从“造数据”开始。她在山东一所公办小学任职，自疫情以来，直到现在，每天早上和中午她都需要统计学生的体温数据，班上有44人，要填44个数据，如果市里或省里领导来检查，学校会提前告诉老师，让没弄完的赶紧补一补。

除此之外，还有写不完的安全教育留档材料、阳光体育材料、课后服务托管记录和学生沟通的材料，为的也是“事事必须留下痕迹”。

“留痕”还体现于“手写任务”，比如听课心得和手写教案。入职前三年，乔颖被学校要求必须手写完30篇听课记录，领导则完成50篇。乔颖告诉记者，有一回，领导来办公室，把老师旧的听课笔记拿走，撕掉封面当成自己的听课记录，“原来领导也会偷懒。”乔颖心想，“领导也并没有在认真做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李婷刚入职时，她得知学校“只有教龄满15年的老师才不用手写教案”的规定时，距离检查日期仅剩7天，她还有40多篇教案没做，只能晚上加班狂赶。之后，她都会把以前的教案留着，检查时拿出来用。今年开学，她放桌子上的教案本被收废品的大爷拿走, 找不到教案本的她几度崩溃，只能在新学期重新抄一份。

采访中，多名教师向记者表示，手写教案纯粹浪费时间，跟真正备课是两回事。手写教案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把内容写在学校发的听课纸上，而真正备课则是需要花时间整理教学思路、研读教材、补充笔记和制作PPT。乔颖说，她宁愿把手抄教案的时间用来踏实备课。

此外，收集“防溺水”活动、“禁毒知识答题”的截图、督促家长群接龙，也是乔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虽然通知上写“自愿完成”，但学校会统计完成率，发在教师群里公示，“大家都交了就你没交”给她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

海南某初中英语老师杨鹿记得，10月份有一天，直到晚上11点，他们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学校要求学生的“青少年普法网学习”分数至少达到80分以上，但学生们又不能带手机进校，只能由家长完成，有的家长把五次答题机会都用完了也没达到80分，杨鹿只能和其他班主任把学生的答题信息删除、重新添加，再继续答，分数达标了才回家。如果家长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上传截图，老师会被扣绩效。班上50名学生，有十几个家长，她经常要打电话督促。

冯传军觉得，“留痕”问题不应一概而论。比如市里给班主任发放专项津贴，需要根据班主任实际工作中的考核结果发放，比如是否参加培训、参加会议、工作手册完成程度、学生和班级的记录情况等，老师们上交的文件会由上级抽查，作为考核的佐证，因此，有些留痕工作是必需的。

但冯传军认为，行政任务和教师绩效考核捆绑的制度因校而异，“但凡家长没有好好答题，就把班主任奖金扣了，这在逻辑上也说不通。”

教学之外的任务也让家长精疲力竭。林慧是一个二年级小学生的妈妈，她每天结束工作回到家，检查完孩子作业后，就开始看学校布置的学习视频，然后打卡、截图、发群里。家长没完成，老师就在群里催。“安全教育平台一学期打卡八九次，‘红领巾’（打卡）每个月一次。”林慧也想配合，但“都是打工人，没办法时刻关注消息”。

姜念的小孩读初中，她能理解布置打卡任务并非老师本意，但家长们对此都很反感。只要是3天以上的假期，学校就给孩子布置社会实践活动，要求家长带孩子去户外拍摄视频、照片，回来还得剪辑视频、发朋友圈集赞。姜念觉得，这些活动过于刻意了。

小学生家长王彤雨直言，“没有人发声并不意味着制度本身合理，只不过是家长怕孩子受排挤忍着罢了。”林慧更是觉得，有些活动并没有丰富孩子生活，反而成了老师负担，素质教育也成了教育家长。平日里，涉及老师考核的手工、绘画活动，林慧都会积极参与，教室角落需要布置，她也会买饰品帮忙装点，“其实就是想让老师少费点心，多一些时间在课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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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的事情一件没少”

连续参加四场比赛之后，李婷状态临近崩溃，她发消息拒绝了主任安排她参加下一场比赛的要求，但主任用“上级领导还是会让你参加”为由，驳回了她的反抗。

丈夫不理解她的苦闷，“你到底有什么累啊，上班拿着书对着讲就行了。”他曾这样对李婷说。在丈夫看来，教师能得到社会认同，受到家长、学生的尊敬，人生和工作应该是没有烦恼的。

但李婷对吕聪慧从楼顶一跃而下的窘迫和绝望感同身受。“她或许想继续往前走，但前面的压力已经让她走不了了；她可能也想过后退，但责任感让她没有办法放弃一切。”李婷说。

无形的压力让年轻老师们进退两难。当王楠向爸妈抱怨自己周末无休，感到疲乏时，父母会说“年轻多点做事，没有关系”；当乔颖谈到压力，爸妈只会说是她不懂事。他们意识到，向外倒出“苦水”无法求救，甚至引来二次伤害，只能流回老师们心里，将其淹没。

乔颖想让爸妈多谅解自己一点。“我理解他们以前的不容易，希望孩子能找一个安稳的工作，但是他们真的没办法理解我们的工作内容，以及各方面的压力会造成怎样的心理。”她想和爸妈认真聊聊离职的事，结果只得到一句，“你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和其他琐碎的事情相比，上课对老师而言，是最舒服的事情了”，这是采访中大多数老师的感受。每当李婷看到孩子们在周记本上写，“因为某某老师，我爱上了学习”，她才能体会到幸福。教书16年，朱姗姗认为最幸福的时刻，是不当班主任的时候。“和孩子们聊语文、上语文课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学校总说要我们爱学生，但他们是否又真的关爱教师呢？我们都感觉不到爱，怎么把爱传递给学生？”王楠觉得，只有教师们感受到爱、才能把这份爱传递下去，现在成天都是杂事、烦躁情绪，反馈给学生的也会是这些情绪。

但辞职显然并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决定。李婷告诉记者，如果不做教师，身边亲人会觉得她在糟蹋自己人生，是“不知好歹”。而除了家人好友给予的外在阻力，她自己也心有不甘。

“老师是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甚至花了很多培训费考上的编制，最初我们都不知道考上之后，面对的是如今的生活，等到想辞职时，年纪已经不小，有些人可能还有家庭的责任要承担。大部分人只能扛着压力和重负继续往前走。”

在23岁女教师离世的第五天，幼儿园教师陈悦琪被通知，周末回园里开教师心理健康培训会。会上没有请专职心理专家，仍是园领导在指导如何调节情绪压力、解决工作难题。陈悦琪坐在台下，为那1000字培训心得发愁，领导让他们结束培训后，把心得发表在郑州教育博客上。官网显示，这是一个“畅谈教育理念，记录真实生活”的平台。

陈悦琪叹气，“该干还得干，要做的事情一件没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老师、家长均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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