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大家何兆武，如何做“能思想的苇草”？

何兆武。图片来源：《历史理性的重建》诸青是个笔名1952年，何兆武调入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在师范学院历史系当讲师。但当地不像北京，找不到什么书，他苦于不能好好看书。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制定了规模宏大的12年科技规划。何兆武调进中科院，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二历史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副所长侯外庐兼任中国思想研究室主任，一直想把自己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后两卷编完(新中国成立前出版了一至三卷)。1957年夏重启此项工作时，他从西北大学借调了张岂之，又接连选调所里的李学勤、杨超、林英和何兆武到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该书出版时的署名之一诸青，就是这五位青年学者的集体笔名。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被称为侯外庐手下四大金刚，无论在业务合作还是情感上都与侯外庐更亲密。何兆武则相对独立，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翻阅外文书。侯外庐凡事一定要从马克思原典里找根据，遇到一个重要概念，不弄清确切含义绝不罢休。何兆武的工作之一，便是帮侯外庐查德文原典。工作之余，何兆武就读书和翻译，因为只有做翻译不会犯错：话都是别人说的，我只负责翻译。1958年，他翻译的卢梭《民约论》出版。1962年，这部书经修订后改名为《社会契约论》出版。这两部译作成为当时青年中流行的读物，至今在多种中译本中仍是销量最大、注释最详、流传最广的。孟祥才说，何兆武的外语水平在历史所是绝对的第一，译作卢梭《民约论》等达到了信、雅、达的水平。他的国文功底也相当好，孟祥才写《梁启超传》时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他基本都能圆满回答。张岂之告诉记者，何兆武翻译作品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说他是一位中西文化都有深厚学养、在西方文化特别是哲学方面有很大贡献的学术大家，这是合适的。张岂之记得，侯外庐曾说：兆武同志有其‘大’。每次侯外庐来研究室找大家谈话，都要加一句请兆武一起来。侯外庐告诉张岂之，何兆武在公众场合不大发表意见，不等于他对事理不清，而是表明他不轻易表述意见。他是有学问的人，大家应当尊重他，向他学习。真理，只有一个文革开始后，何兆武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形势太混乱，他就躲在家里当逍遥派，狂读康德。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何兆武读的康德的入门书，是《纯粹理性批判》(即第一批判)的英译本。本以为康德的书连王国维都读不懂，我怕是没有希望读懂了，没想到不仅读懂了，还读出会心之乐。康德说，当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追求着彼此冲突的各自目标，就是在不自觉地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这是一种理性的狡猾。大自然绝不做徒劳无功的事，一旦把理性和自由给予了人类，这就够了，从此就不再去插手干预，而是让人类自己去创造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历史。何兆武读后，产生了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天启之感。他想起了歌德的名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然而真理却仍然只有一个。他开始偷偷翻译，只是为了逃于空虚、苦中作乐，并没想过出版。尼克松访华后的1972年夏，何兆武注意到《参考消息》上的一条外电，说新华书店里又摆出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正是他翻译的。他敏感地捕捉到气候的变化，遂把私下翻译的康德历史理性批判八篇论文重新加以校译整理，送交出版社，出版社改名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没想到的是，这本书直到1990年才问世。何兆武说，大家都说康德晦涩难懂，但如果先读奠定美学基础的第三批判(《批判力批判》)以及第四批判，就能看到一个更有趣的康德。他说，康德的批判哲学就像一部哲学的神曲，第一批判带你游现象世界，第二批判带你游本体世界，第三批判则将你带上九重天。能思想的苇草1979年，何兆武直接由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1983年，他又赴美国纽约，担任哥伦比亚大学鲁斯基金访问教授。陈启能1959年进入世界历史所，他告诉记者，何兆武一心做学问，但是不死磕学问，一天到晚听音乐。聊天时，他很少谈自己，但问他什么也不回避。他喜欢历史，但不是死板的历史，更喜欢历史理论和历史思想。1996年，两人合编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1985年，社科院开始筹办《史学理论》杂志。第一届编委于沛说，当时请了代表国外史学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两位专家张芝联和何兆武当编委。何兆武学问很好，却很谦虚，总向别人征求意见，从不讲定性的、武断的话。于沛说，何兆武给《史学理论》写了很多文章，他能结合80年代中国史学的现实，从中国学科建设的角度来写。学界长期争论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那么久，何兆武说这是个伪问题，是以欧洲为视角提出来的，既然要摒弃欧洲中心论，就要承认这是中国的特点。何兆武大笑说：青年先锋怎么还不如我这个老头？20世纪80年代后清华大学恢复文科，1986年成立了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专家聘请了张岱年，西方思想史方面的专家聘请了何兆武。所长羊涤生去社科院请何兆武时，何兆武因为房子拆迁住在地震棚里。他说：谁给我解决住房，我就去那里。就这样，他从社科院历史所调到了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一直住在清华大学西南楼一套60多平方米的小三室里。清华大学曾请他搬到荷清苑小区一套一百几十平方米的新房，但他没搬，房子也没要，仍住原处。早年间，清华园里常能看到他蹬着锈迹斑斑、嘎嘎作响的自行车绝尘而去的身影。渐渐地，他只能拄杖而行了。2001年，何兆武80岁。清华大学想为他办祝寿会，他坚决谢绝，祝寿会遂改为何兆武史学理论研讨会，但开会时他锁上家门跑了。90岁时，大家以他的一位好友学者去世一周年为由召开了一次会议，默契地绝口不提生日，花篮、条幅也不出现任何相关字眼。孟祥才说，改革开放后形势和环境完全变了，何兆武迎来个人学术发展的黄金期，诸多论著和译作使他取得了与其真实水平相匹配的学术地位，但他反而更低调了。何兆武却说，其实自己并没有写过什么正经的书，他的书大都是短文的合集。他戏称，现在货币贬值，大师也贬值了，动不动就是什么大师。2006年，他的口述史《上学记》出版，反响强烈，其中对冯友兰的微词等一些比较尖锐的内容也招致一些质问，但他没有出面做任何辩解。孟祥才觉得这符合他的处事原则：不分辩，任凭别人去说。但不说，不等于不思考。何兆武爱引用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思想录》中的一段名言。这本书是他在文革初期翻译的，改革开放后出版。他的一部文集，就叫《苇草集》。帕斯卡的这段话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占有多少土地都是没用的，由于空间，宇宙囊括、吞并了人，但是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宋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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