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战争决策中的“确定性偏差”

原标题：警惕战争决策中的警惕决策“确定性偏差”

战争决策的过程，就是战争中决策者对外部输入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最终输出“作战决心”的确定过程。某种程度上，性偏战争决策问题就是警惕决策大脑认知问题。因此，战争中研究决策问题，确定不可避免地要了解大脑决策的性偏内部运行机制，从中发掘人类大脑的警惕决策认知特点。而后针对这些特点，战争中在决策中科学运用、确定扬长避短，性偏科学提高决策的警惕决策效率和质量。

从以色列情报失误事件说起

1973年10月6日，战争中埃及和叙利亚联军对以色列发动突袭，确定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军队最后取得了胜利，但前期损失惨重。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政府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战争之前“为什么情报部门未能预见入侵”的问题。除了埃及和叙利亚在边界沿线明目张胆地进行军事演习，该委员会还发现有大量证据表明埃、叙的进攻迫在眉睫，但情报部门却拒绝相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情报部门发展了一套名为“概念”的理论，用来预测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战略。该理论认为，1975年之前埃及和叙利亚都不会进攻以色列，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战斗机和飞行员。这一认识源于一个重要的战争经验：以色列在1967年的战争中取得决战胜利，其空中优势发挥了关键作用。

结果，“概念”完全错了。埃及人依靠他们的新型地对空导弹与以色列空军对抗，他们不需要更多的飞机。不幸的是，以色列情报部门一直坚信“概念”，固执地认为埃、叙不会发动进攻。即使在战争爆发当日，埃及坦克跨过边界线之前的几个小时，以色列军情局局长伊莱·泽拉仍然认为不需要进行必要的战争动员。

这次战争给了以色列人一个教训：仅仅获得必要的信息是不够的。毕竟，伊莱·泽拉手中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军事情报，不仅看到了边界线旁的坦克，而且阅读了绝密的备忘录。他的错误是，从来没有强迫自己考虑这些不愿面对的事实，也没有听取情报分析师的建议，而是屏蔽一切与“概念”相左的信息，最终作出错误的决定。

“确定性偏差”——人类固有的认知缺陷

以色列情报失误事件揭露出一个人类大脑固有且普遍存在的认知缺陷——“确定性偏差”。所谓“确定性偏差”，是指人类在决策时“先确定答案再为答案寻找理由”的心理学现象。

人类大脑之所以存在“确定性偏差”，主要存在两个原因：其一，直觉造成的认知偏差。直觉与理性，共同构成人类的思维系统。人类思考时首先启动直觉，只有当直觉无法解决问题时，才会启动理性。直觉的基础是经验。如以色列军方依据过去战争经验，发展出“概念”理论，其情报部门的“整体直觉”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这就导致任何与“概念”相左的观点在直觉环节就被排除了，根本无法进入理性思考环节。即使少数情报分析师发现了真相，也无法改变高层的认知。这也充分说明，在直觉错误的情况下，主观认知偏见对决策的影响有多么根深蒂固。其二，维持认知偏差的“确定效应”。所谓“确定效应”，是指大脑偏爱确定性、厌恶不确定性。从大脑的运行机制来看，“确定效应”有着重要的生理学基础。人类大脑有个基本需要：平息大脑内部矛盾。大脑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不同的功能区之间经常出现意见摩擦。大脑的默认状态就是犹豫不决、存有争议。当大脑内部各个脑区“争吵不休”时，对确定性的渴望会强制各个脑区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无论事实如何，我们需要的只是让大脑内部达成一致意见。

这种人类固有的认知特点对决策影响非常大，而这种影响有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战争决策，一个错误的决策可能要以成千上万的士兵性命为代价，甚至带来战争失败的危险。

如何克服“确定性偏差”

作为指挥员，一定要了解大脑中“确定性偏差”的存在，并清楚地知道如何规避或克服它。因为一旦形成认知偏见，就像戴了有色眼镜，自动过滤掉那些不符合预定假设的“其他颜色”的证据。认知心理学家指出，克服“确定性偏差”的唯一方法是“鼓励内部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或者说，决策者应强迫自己面对不愿面对的可能、思考不想思考的信息，动摇其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信念，接受“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快甚至煎熬。其中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广开言路”。这种方式可以增加看待问题的视角，为决策者提供多样化的观点。但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举措，并非常态化机制。它取决于决策者的包容程度，往往难以杜绝“一言堂”现象。即决策者在“偏爱确定性”的大脑机制作用下，因为情感上对异议的不快和反感，而漠视、压制甚至惩罚持不同意见者。为了从决策机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取增设第三方决策主体等办法，来规避可能出现的决策风险。这种机制的核心在于两点：独立的决策流程和平等的决策地位。

例如，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认识到他们的问题并不是信息收集，而是情报分析。为了杜绝此类情报失误的再次发生，以色列彻底改革了其情报机构，增设了一个全新的情报分析部门——研究和政治规划中心。乍看之下，又增加一个机构似乎多余，机构间的竞争本身可能会引起内耗。但是，以色列已经认识到，未来避免“确定性偏差”的最好方式是促进多样性。这样，情报部门将不再会被自己的错误假设“诱骗”。

除了促进观点多样性，决策者有时还需要对抗直觉偏差。对于作战指挥员来说，当某种直觉非常强烈，但又不确定其是否正确时，可以尝试借助一些专业的分析工具来验证它。例如，美国人理查兹·休尔曾提出一种“竞争性假设分析法”。其核心思想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证伪观点而非证实观点”，即通过一些关键情报来对错误的直觉进行证伪，从而消除认知偏见。

决策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问题，很难用一种方法来彻底消除决策失误现象，即使最高明的决策者也有犯错的时候。在所有决策问题中，战争决策尤为重要。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完善决策机制、提高决策质量，将决策失误的人为因素降至最低。（■毛炜豪 刘网定 张银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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