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光万里照天涯

原标题：文光万里照天涯

李贤德

今年是文光万里土耳其当代杰出作家、国际文坛巨匠雅萨尔·凯马尔诞辰一百周年。照天

凯马尔生于1923年，文光万里仙逝于2015年。照天他从小酷爱文学，文光万里16岁开始写诗，照天在70多年的文光万里写作生涯中，他共创作发表近40部长篇小说、照天数十篇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文光万里通讯等。照天他的文光万里作品多是劳苦农民和农村题材，有“现代土耳其农村生活的照天百科全书”这一美誉。凯马尔去世时，文光万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照天土耳其著名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曾对当地媒体表示：“他（凯马尔）的文光万里作品必将与土耳其语共存。”

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是凯马尔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也是土耳其乃至全世界公认的当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该书自1955年第一卷问世，至1987年最后一卷（第四卷）完成，凯马尔断断续续写了32年，几易其稿，如果再加上10多年的酝酿、构思，花在这部作品上的时间应该是47年。仅中译本（第一卷）就有30多万字，而全书共4卷，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巨著，无怪乎勒纳·让热等西欧作家将其与托尔斯泰、狄更斯等文坛巨匠的巨著相提并论。

《瘦子麦麦德》问世当年，就获得土耳其小说一等奖，被评选为土耳其最佳长篇小说。接着，这部小说又陆续获得最佳外国作品奖（巴黎）、国际1984年夏季最佳小说奖（伦敦）、德尔杜卡文学金奖等数十个国内外文学大奖。1982年，云集巴黎的国际文坛名人、大师宣布其为“近30年世界最优秀、最伟大的作品”，并得到20万法郎奖金。因此，凯马尔的名字用金字镌刻在德尔杜卡基金会大楼的大理石板上，他的书在法国各书店出售，轰动了整个西欧。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对此书赞不绝口，称凯马尔是他“最仰慕的作家”，并亲自授予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瘦子麦麦德》讲述了农民群众对地主的夺地斗争，热情歌颂了土耳其上世纪20年代的绿林好汉。该书至今再版200多次，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40多种文字，还被英国著名导演彼得·乌斯基诺夫搬上银幕。

一部著作如此轰动世界文坛，使各国书迷着魔，与作家坎坷、非凡的经历分不开。

凯马尔生于土耳其南部托罗斯山区海密泰村，农民家庭。他从小命运坎坷多舛。5岁那年，父亲在清真寺外的围墙旁做晚祷告时惨遭刺杀。凯马尔悲痛欲绝，当夜，他哭到天亮，早晨起床后，他想说话，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这样一直到12岁，整整7年，他变成哑巴，不会说一句话……几十年后，每当谈到父亲惨死的情形，他都怒火中烧。

此后是无尽的磨难。从小失学，离家，为了谋生，他踏遍土耳其各地，当过地主庄园的长工、水田看水员、书信代写人、教师、拖拉机手、司机、士兵、记者、作家，共从事过40多种职业，还坐过牢，饱尝人间种种悲苦和艰难。

这些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生活阅历，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他不断把坎坷的人生磨难和浪漫的诗意生活传达给人民。据当年的报道记载，在土耳其经常能见到这样动人的场面：傍晚，人们聚集在一起，识文断字者高声朗读《瘦子麦麦德》，周围的人们边听边议，把书中的事和他们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人们认为，凯马尔的作品是一幅画、一面镜子，是“真正的农民自己的作家”。

甚至在南非的监狱里，囚犯们也争相传阅《瘦子麦麦德》，有的人还给凯马尔写信说，他的书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

凯马尔及其作品深受土耳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爱。土耳其读者两次投票，决定将土耳其文学最高奖——人民奖授予他。尽管西欧众多著名作家曾多次推荐凯马尔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他淡泊明志，更重视土耳其的人民奖。他在第二次获得人民奖时说：“这是我一生获得的众多土耳其、国际大奖中，最有意义、最伟大的文学奖，因为这是土耳其人民给予我的最高奖赏。”他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源于生活，源于人民，只有得到人民的理解、热爱和支持，并对时代、社会、人民有贡献，作家和他的作品才能获得永生。

我有幸和凯马尔及其代表作《瘦子麦麦德》有不解之缘。我与这位伟大的土耳其作家的相识、相知并建立深厚友谊，是从读《瘦子麦麦德》开始的。

65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到苏联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留学，在土耳其语专业深造。在莫斯科的外文书店，我购得一本土耳其文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单行本）。最初，读这部作品是为尽快掌握土耳其语，但我很快被这部小说强烈的故事性、起伏跌宕的情节、刻画深刻的人物性格、朴实简练的语言、色彩浓郁的风土人情吸引住了，竟然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善良勇敢嫉恶如仇的瘦子麦麦德；为纯洁的爱情宁死不屈的哈切；忠厚朴实、危难中拔刀相助的农民苏雷曼、工人伊斯伊尔和伊拉兹大娘；伸张正义、对贫苦农民怀有无限同情心的强盗贾巴尔和恰弗什……这些可爱的人物和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孩提时，曾耳闻目睹类似瘦子麦麦德经历过的人和事。每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就感到格外亲近，还常常被一些故事情节感动得潸然泪下。

1960年代中期，我决定翻译这本小说，希望广大中国读者了解土耳其农民过去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英雄史诗般的斗争事迹，同时，我也想向中国读者介绍土耳其的巨大文学成就，并为增进中土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发展传统友谊、加强彼此合作作出贡献。

不久，我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住在老乡家。白天，我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抽空进行《瘦子麦麦德》的翻译工作。我知道，当时要出版《瘦子麦麦德》是不可能的。但我想国家培养了我，无论如何我不能荒疏土耳其语等知识，我坚信，中土两国人民的相互接近，是历史的必然。1971年8月4日，中土建交联合公报在巴黎签字。当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我相信，中土两国外交关系建立，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将扬帆起航。

“文革”结束后，文艺的春天降临中国大地，我加快了《瘦子麦麦德》的翻译工作，并很快将译稿交给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不到一年便再版，共发行十万多册，成了畅销书。

1981年4月，中译本《瘦子麦麦德》问世不久，土耳其著名汉学家、安卡拉大学中文系主任欧钢教授请中国访问学者徐玫写信，邀请我笔谈翻译凯马尔的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的感想。我应约写了《愿中土友谊像长江、克泽尔河水奔腾向前！》一文，连同《瘦子麦麦德》中译本，通过中国大使馆转交欧钢教授。他把有关情况，包括译文水平，通报给凯马尔先生，同时，写成文章供土耳其《共和国报》《国民报》等刊登。

欧钢教授这样评价我的译作：“我以极大的惊叹读完李贤德先生从土文翻译成中文的雅萨尔·凯马尔的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要翻译这样的长篇小说，不仅应当精通标准土耳其语，而且还要很好地掌握方言。”可以说，在我1983年1月就任新华社驻土耳其特派记者之前，土耳其各界已对我有所了解。此后，土耳其《表现》杂志率先刊登了我的文章。接着，《太阳报》记者聂扎特·乌卢萨伊、《妇女报》记者杜鲁尔·萨尔曼先后要求采访我。

但我与神交已久的凯马尔相见却纯属偶然。1983年4月23日，因为工作需要，我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访问时任土耳其国家通讯社董事长、《日安报》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詹·阿克森。谈话间，他获悉我就是《瘦子麦麦德》的中文译者，便立刻给凯马尔先生打电话：“你的《瘦子麦麦德》中译者李贤德先生就在我这里。”原来，阿克森先生是凯马尔的挚友。他说，凯马尔要跟我通话。

“我等你很久啦！”——这是我亲耳听到凯马尔说的第一句话。“报纸上报道，你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来到土耳其。请你马上来我家，我等你。”我说：“我也很想见你，但现在不行，我正因公出差，待下一次从安卡拉专程来拜访你，还要给你带来《瘦子麦麦德》中译本……”但凯马尔不容我解释，坚持邀我即刻去他家。阿克森说：“我理解凯马尔先生的心情，现在快要下班了，我派我的车请我们记者送你马上过去。”这样，我被“绑架”到了凯马尔的家。凯马尔像故友重逢般不断地拥抱、亲吻我。他从书架上取下中译本告诉我：“这本书是旅居西德的朋友买来送给我的。我看不懂，像天书。我问过汉学家欧钢先生，他称赞你翻译得很好。谢谢你！”

接着，他详细地介绍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他的经历、今后的写作计划等。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的夫人迪尔达女士热情地备餐招待我，我在他们家逗留4个小时。在赠送给我的作品的扉页上，他都签名留言，称我为“亲爱的兄弟”。此后，他每年都叫儿子拉希特赠送我他的新书。

就这样，我开始了与凯马尔先生延续多年的友谊。

我在土耳其工作的7年间，与凯马尔多次相见。每年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或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国庆招待会，他都应邀参加。我共采访他8次，他非常希望我回国多翻译他的书，多向中国介绍他的情况。我回国后多次撰文、做专题报告，介绍土耳其的情况和文学成就，包括十几篇有关凯马尔先生的作品。但因在新工作岗位上特别忙，未能实现他的全部愿望，深感遗憾。

2015年2月28日，凯马尔于92岁高龄仙逝。我是从3月2日的《参考消息》上获悉这一噩耗的，当即震惊悲恸，怅然若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他对凯马尔的去世深感悲痛并向家人表示深切哀悼。土耳其文化部长奥马尔·切利克说：“我们心中怀着巨大的悲伤。土耳其和全人类失去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当我读到这些话时，哀思如潮……

回望和凯马尔相识、相交、相知的点点滴滴，我写下了两首小诗寄托我对这位良师益友的绵绵哀思和敬意：

追忆

巨匠一别成万古，

文耀青史照千秋。

论道相知无远近，

丝路遥遥寄哀愁。

遗珍

躬耕不辍写庶民，

凌云健笔意纵横。

斯人虽去精神在，

文光万里照天涯。（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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