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艳荣：“Z世代”消极婚育观加剧日本人口困境
2023年4月27日，日本东京庆祝儿童节，333条象征着对儿童健康和力量的祝愿的鲤鱼旗悬挂在东京塔下，这是日本儿童节的传统活动。
婚育率快速下滑远超预期
结婚和生育是人生大事，也是保障人类繁衍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然而，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不断加剧的婚育危机逐渐成为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危机。日本作为东亚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其婚育危机及其衍生问题已成为困扰日本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障碍。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生育率下降问题，至今已持续30多年。在如此长的周期中，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此问题，特别是从90年代开始在社会抚养、儿童保育、孕婴福利，以及支援家庭和工作两立等多个方面做出诸多改革尝试，但依然无法阻止婚育率不断下滑。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人的婚育意愿日趋低迷。根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每隔五年进行一次的“日本人的意识”调查，1993～2018年，认为应该结婚的比例由45%降至27%，相反认为结婚并非必需的占比由51%升至68%；生育意愿同样消极，认为婚后必须生孩子的比例由54%降至33%，而主张婚后可以不生孩子的占比由40%升至60%。婚育意愿的弱化直接影响婚育率。
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报告显示，2021年日本结婚率打破了二战后的最低纪录，降至4.1‰，2022年，结婚率虽然微增至4.2‰，但男女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推迟。有数据表明，2000年以来男性初婚年龄从29岁推迟至31岁，女性则从27岁推迟至29岁。50岁之前的“终生未婚率”更是屡创历史新高。1995年以来不断上升的“终生未婚率”，到2020年男性已高达25.7%，女性也升至16.4%，相当于每四名男性中有一人终生未娶，每六名女性中有一人终生未嫁。婚姻已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单身生活渐成趋势。
结婚率下滑的同时，出生率也呈阶梯状下降。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数据，出生率由2000年的9.5‰、2010年的8.5‰，降至2020年的6.8‰，降幅不断扩大。2021年再次刷新历史最低纪录，下降到6.6‰。日本合计出生率（一位女性一生所生的孩子数，称为人口置换率）已连续七年下降，2021年降至1.30，远低于2.1的标准人口置换率。新生儿人口的降幅也远超预期。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出生人口已呈现持续减少趋势，2000年以来降幅加剧，2016年首次跌破100万，2021年只有约81万人，比2011年（约105万人）减少了24万人。日本政府曾预测，出生人口跌破80万人将会发生在2033年。但2022年日本的新生儿人口就首次跌破80万大关，比预测提前11年。婚育率下滑带来的婚育危机已成为目前日本社会的最大危机。
衍生问题已动摇社会根基
婚育率下降最直接的影响是总人口的持续减少。2005年，日本首次出现总人口减少现象，被称为“人口减少元年”，这比厚生劳动省公布的“2006年日本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预测提前了一年。值得注意的是此后人口降幅的不断扩大。有数据显示，2017年以后的四年间日本人口降幅持续增长，分别为0.10%、0.13%、0.15%、0.32%。据日本总务省数据，截至2021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1.255亿人，降幅为0.51%，自然减少人数高达64.4万人，创1950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大降幅。
婚育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限于人口困境，其衍生出来的教育、经济及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凸显。教育行业受到的冲击非常大。文部科学省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学龄人口大幅减少，2020年日本小学和初中学生人数约有956万人，较2010年减少了近100万人。2021年再创新低，降至约951万人。因缺乏生源而合并和关停的学校增多。2020年的小学与初中总计29793所，10年来减少了约3000所。2021年又减少了230所，降至29563所。伴随着大学教育“全入时代”的到来，一些私立大学因生源不足而经营困难。有媒体报道，2021年度46%的四年制私立大学未招满，比上年度增加15.4个百分点。在全日本600多所私立大学的运营法人中，有1/4陷入慢性赤字。
出生率下降对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劳动力人口锐减，社会活力低下，经济发展受限。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增加，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增多，由年轻人支撑的养老金体系不堪其重。据统计，截至2022年2月，15～64岁的主要劳动力人口为7426万人，65岁以上老龄人口为3624万人。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而需要赡养的老人却越来越多。日本政府预测，到2040年，15～64岁的人口将跌破6000万，而65岁以上人口将接近4000万。
此外，少子化还威胁到家族企业的延续问题，很多家族企业因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而倒闭。2022年，东京某机构对东京都内的8000家中小家族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约50%的企业确定了接班人，且75.4%的接班人是以孩子为首的近亲属。而无人接班的企业约占35%，还有7%的企业表示将停止经营。可以说，日本的婚育危机已严重影响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堪称“国难”。
“Z世代”婚育观更加消极
“Z世代”目前的年龄在10～27岁之间。未来10年，这一代人将成为婚育的主力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因此他们的婚育观尤为引人关注。“Z世代”也被称为“互联网世代”，网络素养高，生活、学习、交友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互联网，普遍喜欢个性化事物和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其典型特征是喜欢独处和网聊，重视个性和自我主张，人际关系愈发淡化，“社交恐惧症”尤为突出。在人际交往、工作热情、奋斗意识等方面都表现出低欲望的生活状态。
低欲望的“Z世代”不仅丧失物欲和成功欲，婚育意愿也越来越低，恐婚恐育现象增多。其中崇尚“三不”婚育观的青年越来越多，甚至打算“终身不婚”的比例也非常高。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2022年版男女共同参与谋划白皮书》数据，20～29岁年轻人中，没有配偶和恋人的比例，女性约为50%，男性则高达约70%；“没有结婚意愿”的女性约为40%，男性约为45%。近半数的年轻人不想结婚，其理由很多，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不结婚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收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自由、随性的单身生活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推崇，并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
“Z世代”未婚者不仅不想结婚，甚至不想谈恋爱。2021年6月开展的一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关于结婚和生育的全国调查）”结果显示，18～34岁未婚者中，33.5%的男性和34.1%的女性不想谈恋爱，即每三人中就有一人不愿意谈恋爱。2000年以来，18～34岁未婚者中认为“迟早会结婚”的比例不断下降，而“打算终身不婚”的比例却不断上升。在此次调查中，“一辈子都没有结婚打算”的未婚者中，男性占17.3%（2015年为12.0%），女性占14.6%（2015年为8.0%），均创历史最高值。即便是有结婚意愿的18～34岁未婚者中，期望的子女数自1982年以来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这次调查男性为1.82人（2015年为1.91人）；女性为1.79人（2015年为2.02人），首次低于二人。而且，支持“结了婚就应该要孩子”的比例也大幅下降。
除了奉行“三不”婚育观者之外，“Z世代”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不能婚育。“Z世代”生活在日本经济低迷、就业形势严峻时期，阶层分化加剧。自由打工族群体不断增多，没有稳定收入的他们被迫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还有一部分人因缺乏担当、不愿承担责任而完全放弃婚育，过低欲望生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啃老族（不上学、不工作、不求职）、蛰居族（不上学、不工作、不社交）等没有经济来源、被边缘化的青年“族”群，规模不断扩大。没有自立能力的他们，婚育希望渺茫。青年“族”群的增多令日益严重的婚育危机雪上加霜。
在少子化背景下，“Z世代”的人口总数较之以往世代明显减少，而在不断减少的年轻人中又有相当比例的人不想婚育。这种消极的婚育观和青年“族”群的叠加必将导致日本婚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加剧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困境。
对中国的警示
日本的婚育危机也为中国敲响了警钟。近年来，中国的婚育率持续下降。中国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764.3万对，比上年下降6.1％；结婚率为5.4‰，比上年下降0.4个千分点。这是自2003年以来，结婚人数首次低于800万对大关，创36年来的最低值。而且，中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持“三不”婚育观的青年群体不断增加。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3，低于更替生育率2.1，也低于国际社会1.5的警戒线。2022年，中国总人口减少85万人，出现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中国的婚育危机已十分突出，因此有必要汲取日本的教训，积极引导中国的“Z世代”青年形成积极的婚育观，为他们创造工作、生活、婚育的良好氛围，制定综合推进婚姻、怀孕、生育、抚养孩子的支持政策，以避免婚育危机进一步加剧。
（作者为天津社科院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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