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严治家 以廉守家

原标题：以严治家 以廉守家

家书是严治家庭的情感纽带，也是家廉家风的一面镜子。从一封封红色家书里，严治我们能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以严治家、家廉以廉守家的严治优良家风。共产党人的家廉家风也连着党风、政风。严治这些红色家书里展现出来的家廉红色家风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见贤思齐，严治今天看来，家廉依然对新时代的严治共产党人具有教育意义。

“二五减租及三七五限租，家廉是严治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办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照办……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家廉因我不能养活你们。严治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1950年5月2日，刘少奇给姐姐刘绍懿写信，阐释新中国土地改革政策，并指导她告别之前的种种做法，按照新的土地政策办，要自食其力。

有的人有了权力、地位之后，便想着怎样运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来为自己、家人、亲友谋取利益，恨不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老一辈革命家深知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即使背负家人亲友“不近人情”“不讲情面”的怨言，也要以身作则，规正亲人的言行。

1951年，陈毅的小学老师裴野堂、堂弟陈凤梧、表叔柳叔堪要来上海。陈毅给父亲陈家余的信中写道：“他们来沪公家只能按例招待，儿为一工作人员，更不可能破格办事，这方面均要求知我谅我，不以为罪……一切均从人民出发，儿窃愿勿愧于此，故不得不反复言之。”

古语有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都是讲的正人先正己的道理。此理不错。但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事例，有的领导干部能管住自己，却管不住家人、身边人。有的觉得往昔对家人、亲人有亏欠，对于他们借自己的影响力谋私利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认为管住自己就行了，至于家人、亲友管不过来也管不了。凡此种种，都是一种错误认识，最终也会害人害己。

1963年5月23日，谢觉哉在给孙子谢金圃的信中写道：“你和婶婶、文义偷砍树木是很大错误。公社对你们的处罚是完全正确的。不久前，我在回复沙田大队的信上说：要你们在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上作检讨，而且不只一次，要直到大家不要你们检讨了为止。”原来，在1962年冬，湖南宁乡县一带滥伐树木成风，谢觉哉故居南馥冲附近的山林遭到严重破坏。谢金圃的妻子和婶婶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并提出合理采伐修缮故居的请求，但未引起重视。她们便赌气在自留山内滥伐树木。事情发生后，社、队领导对她们的滥伐行为做了处理，同时大队向谢觉哉反映了这一情况，谢觉哉随即复信批评了自己亲属的错误。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不仅要严于律己，也要严格要求家人、亲友，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严管何尝不是一种厚爱与关怀。

《在园杂志》里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个侍郎回乡而居，一日，赴友人宴会归家途中，遇到一醉酒少年挡路。无论少年如何咒骂，侍郎都一笑作罢。次日，侍郎差人还到少年家中致歉。又过几日，给其送酒送肉。不到一年，这少年便以打人被捕，判了死罪。侍郎派人带酒肉去牢狱看这少年。不想，少年大呼：“是你家侍郎要杀我。”狱吏和来人皆惊，问及缘由。少年道：“我酒后冒犯侍郎，若是他当时以官法处我，我知道害怕，必定省悔。然而他不加责罚，反而安慰我、给我好处。我想着他都如此，其他人还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无所忌惮，今日才殴人致死。你说，不是他杀我是谁！”乡人与家人相比，自是亲疏有别，理却相通。待人以宽是美德，但如果碍于种种原因将宽容变成了纵容，则有害无益。是以，此故事名为“优容杀人”。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守住亲情关，严格家教家风，既要自己以身作则，又要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我们要时常拿自己与老一代共产党人比一比，找找差距，检视自我，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初心本色。（■段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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