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伟冰:港青如何活出精彩的“大湾区梦”?

探索2024-05-03 19:16:49976
“大湾区梦”或可成为香港年青人主导精神。大湾区梦(图片来自橙新闻)
  中评社香港5月25日电/据橙新闻报道,古伟或许只有“大破”过后,冰港才能迎来“大立”的青何契机,香港——这块我们热爱的活出土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精彩在一次又一次的大湾区梦风波劫难冲击下,香港不但能屹立不倒,古伟反而每次都能取得比过往更卓越的冰港经济成就,这在全球城市发展史上,青何绝对堪称传奇。活出如今,精彩香港再一次面对风雨飘摇的大湾区梦局面,在多番动荡不安洗礼过后,古伟由乱转治的冰港临界点再次重现,如何为香港(尤其是香港年青人)带来新的平台、新的局面,这将决定香港的繁盛传奇能否继续谱写,长远更会决定香港在国家发展规划及复兴之路到底可扮演怎样的角色?  “大湾区梦”——靠盛世下青年的努力去成就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说过,为政者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其实道出了在和平盛世下,人们的梦想就是希望成就自身,为自己和家庭带来幸福,同时在过程中为社会建设带来良性影响及贡献,而为政者要做的就是给与平台、缔造条件、予以助力。  回顾香港发展,殖民政府曾因施政不公(对华人普罗大众民生漠不关心、社会贫富悬殊严重及劳工阶层缺乏足够政策保障等)及体制败坏(无视警队及公务员贪污成风、社会利益及谘询权严重向资本阶层倾斜等),引起年青人不满而令社会动荡不安。后来他们亦痛定思痛,推出了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政策和基建计划,令香港在稳定的社会局面下得以聚焦发展经济,令年青人的发展及香港社会建设都得以茁壮成长。时至今日,这样令人似曾相识的局面又再次出现,这次我们思痛,依然必须围绕“年青人的困境”去细思慢想,才能对症下药。  问题来了,那香港部分年青人为何会想“揽炒”﹖常言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单纯归咎于“年青人受外部势力煽动蛊惑”并不能完全地切中要害,若然他们在现有社会制度下充满幸福感,他们应该是建制最坚定的拥护者才是,正如新加坡的繁荣稳定,从来不能以“铁腕管治”来概括,那香港年青人到底有何不满?原因看来也呼之欲出,正如内地官方亦言,年青人非但不能“安居”,也其实未能“乐业”。若然居住问题和向上流动是如此令人绝望,那“揽炒”可能就是豁出去、“无嘢输”的豪赌。“大湾区梦” 四大主题——“安居”、“乐业”、“自豪”、“爱国”  作为国际金融大都会,香港的楼价近十年来都名列世界前茅,政府在房屋问题上屡屡大叹土地供应不足,让香港缺乏“父干”的年青人终生上车无望。而产业高度发展带来的寡头垄断局面和生态单一化,加上高昂的创业成本和墨守成规的扶助政策,令香港年青人看不见为幸福生活奋斗的美好前景,在这样缺乏生气的社会,年青人的创意和活力得不到发展空间,那为社会带来不稳因素也就绝对是意料中事。可悲的是,政府却始终认为这是“事不关己”的事,政府无责任资助年青人上车;而年青人不能向上流动,无非因自身懒惰致未能在既有游戏规则成为赢家,也只能怪自己而非政府。若是这样的“无为而治”,如此政府根本就是“怠忽职守”,这在内地分分钟面对的是革职重组的命运。生于资讯科技发展急速的年代,落后就要挨打,管治上要跟上节奏,就得带起步伐,有所作为。  开宗明义,“大湾区梦”要成为香港年青人主导精神,就必须要得到政府和中央鼎力支持,正如当年港英政府若不修饬吏治和大兴基建,香港也不可能迅速恢复元气。这须要求政府做到以下数点:  1、充份认识香港青年人真正渴求的基础生活质素和精神需要;  2、为年青人发展制定可切实落地的政策,提供门槛不高的平台;  3、舍弃“大香港”思维,以“大湾区”的开局观去制定培育年青人的政策蓝图。  有了此番觉悟,就可以按步就班去实践“大湾区梦”的四个主要核心主题﹕“安居”、“乐业”、“自豪”、“爱国”。  首先,当务之急是解决年青人上车难的问题,政府对于处理这个问题看来逐渐有些眉目,可惜“明日大屿”恰如远水,与地产既得利益斗争也只是方兴未艾,实在需要在制度上及格局上有所创新才能闯出新局面。  同理,“乐业”同样是“老大难”,如何调动年青人的活力和积极:性,让他们可更多元化地发展自身事业及更低成本地在合适领域创业,政府不能只满足于做赞助人,要更多地、更积极地担当球队经理、教练,必要时甚至要下场踢球。  在物质得到满足后,接下来就是精神层面的认同。一个香港年青人,若能在中央和香港政府帮助下,在大湾区一体化的规划中发展出自己独有的香港人优势,透过自身才华和努力,不但令自己及家庭生活迈向富足,更可在亲朋及社会间享有赞誉及认同,这种“赢”的感觉,会令他们对所属城市及国家产生身份的自豪感,找到水乳交融的和谐。  至于“爱国”,笔者认为现在政府推行的“爱国教育”流于硬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男与女结婚成家如是,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实也相近,  公民会爱这个城市、这个国家,除了乡土情怀和血脉情感外,最重要的还是国家能够给予公民和家庭怎样的发展机会和福利关怀。若在精神及物质层面都因良政善治(Good Governance)而得到满足,公民与国家就真正成为了“命运共同体”,荣辱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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