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不要把时代的红利期当成自己的本事
编者按
如今，大众对中产阶层的把时本事群体印象已经出现了扭转，他们似乎不再是红利幸福指数高的一群人了。
随着“中产返贫三件套”，期当即千万元的成自房贷、不工作的管清全职太太、读国际学校的把时本事小孩等网络热梗的走红，中产阶层的红利滑落开始成为人们谈起中产时绕不过的话题。
在人们眼中，期当如今的成自中产，特别是管清新中产，十分脆弱。把时本事他们当中的红利许多人都是乘时代的风口而上，踩中了互联网、期当房地产等技术或投资红利，成自从而实现了阶层跃迁。
但这世上大多数行业和投资的红利期都是限时的，风口一过，就难免有人要开始坠落。
站在更宏观的时间维度来看，中产阶层的洗牌、换代，并不是当下特有的现象，而是在任何地域、许多时代都曾出现过的阵痛。
在当下，找到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找准他们在如今的经济大环境中的应对之道，至关重要。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接受《新周刊》专访，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解读。
来源 | 新周刊
《新周刊》：你认为哪些人称得上是新中产？哪些行业催生了新中产？他们身上具备哪些共同的特质？
管清友：近些年，主要是三驾马车——技术、货币环境、产业政策的驱动下，造就了一批新中产。
技术的变迁让固定的群体从中受益，移动互联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十年互联网的快速扩张，使从业人员收入增长很快，他们除了工资性收入外甚至还有股权性收入。
第二个是金融领域，过去十几年的金融环境是很宽松的，一直在鼓励大家创新创业，市场活起来了，就势必会出现一批受益者。
还有一种情况是政策驱动，比如说在教培行业被整顿之前，有很多人在这个行业里赚到了钱，包括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全球化，其实在本质上也给大家带来了机会。
什么算是中产呢？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虽然说收入和财富是界定中产的一个主要指标，但我认为不能仅靠对资产的量化来下这个定义，它还包括社会保障、个人生活的尊严和体面、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维度。
我认为中产实际上描述的是一个群体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和状态，每个城市的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情况都不一样。
你看北京海淀的中产阶层和云南小城市里的中产阶层，他们的生活一定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不认为把中产阶层用统一的标准来界定是科学的。
大概有几个条件：一是收入有保障而且是可预期的；二是除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外，还有闲暇的时间和收入来进行自我投资；三是社会的基础保障，像子女教育、个人医疗及养老等问题都包括其中，要有避免因病返贫的能力，这也一直是重要的社会议题。
《新周刊》：近两年，人们开始更多地讨论中产阶层的不稳定性，你怎么看？
管清友：中产阶层一定是动态变化的，因为它跟整个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都有很大的关系。
举个例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围绕着一个产业工人就会形成一个中产家庭，比如一个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他的老婆不用上班，有两个孩子，还有一栋带泳池的房子，可能家里还有两辆车，因为当时这个产业是朝阳产业嘛。
但随着日本、德国、法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车企的崛起，汽车产业发生了一个转移，你看底特律现在都成为一座死城了，所谓的北美五大湖区也成铁锈地带了，这就是产业转移对一些社会阶层带来的影响。
2000年左右，中国的媒体产业也经历了一个高速成长期，那时候的编辑、记者中也出现了一批新中产，但现在互联网自媒体的发展把这份红利挤没了。
任何时代都有踩中风口的人，但这些人并不一定具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当潮水退去以后，必然会发生滑落的现象。
《新周刊》：那中产应当如何应对？
管清友：我们经常讲不要把时代的红利期当成自己的本事，不要把时代的β当成自己的α。
技术变迁导致一个产业的红利期消失，我们称之为毁灭性创造或者结构性失业，这种情况下就只有转型和升级这两条路了。
比如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产业工人，你是无法阻挡一个产业的衰落的，你的生活也势必会受此影响，那么你就需要有适应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并且有较强的认知能力。
能不能从普通的工人成长为更高级的工程师？或者这个行业我不做了，我能不能去做人工智能、去做文化？当然，转型和升级这两条路都很难。
2023年7月2日，北京。在特卖场里选购的客人。（图/郭凯威）
《新周刊》：在一线城市的中产群体之外，还有“县城中产”这样的存在，你觉得县城中产是否更具抗风险能力？
管清友：移动互联网及其涉及的很多产业业态，不大可能会辐射到所谓的四五线城市，像我们说的大厂基本都集中在一线城市、省会城市，所以因为技术变迁而实现阶层跃升的中产，在县城是几乎不存在的。
县城涌现新中产，基本都是因为货币环境和产业政策，比如前些年很多人买了房，在房地产中赚到了钱，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产业而致富，比如开幼儿园、教培机构，等等，这些并没有绝对的地域差异，在过去这些年里，房地产可能是唯一一个给大家都提供过红利的行业。
县城中产和一线城市中产的生活状态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他们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是不一样的，生活成本是不一样的，收入和预期收入也是不一样的，抗风险能力也不一样。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县城中产的抗风险能力是比一线城市中产要更强的。
《新周刊》：有专家认为“中产阶层崛起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文化消费、奢侈品消费，跟生活质量、跟审美有关的消费将大幅度提高，它会彻底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你认同吗？
管清友：对于个体而言，当然会涉及起起伏伏，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中产阶层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器，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盘。
一方面，中产阶层有一定的资产，他们的收入和消费稳定，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稳定的资产市场。
另一方面，他们生活相对稳定，不愿意折腾，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了希望，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是愿意加班、愿意做房奴、愿意养孩子的，这是一种群体心态，所以他们也是这个社会的动力。
《新周刊》：2020年上半年，你在谈到新中产的投资之道时提出要“静待周期切换”，你现在依然这么认为吗？在投资、创富、资产增值上，你有什么建议？
管清友：我依然是这个观点，慢慢等吧，这个周期可能会很长，对个体来讲，毕竟是要养家糊口的，所以在这一时期尽量还是要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在投资上更适合保守一些的策略，从配置上看应该更多是对冲式的，而不是说你准备了多少钱，可以亏多少钱，一定要保障资产少缩一点水。
当然，最重要的是努力提升自己，可以去读书开阔视野，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虽然现在机会少了，而并不是说没有机会，只不过以前的机会是普惠性的，而现在真的是偏爱少数有准备的人。
大家要务实一点，要学会“过冬”。
《新周刊》：中产焦虑有破解之道吗？
管清友：我们要用系统性的思维去看待这个问题，当下中产阶层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希望的问题，经济增长好不好，它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印象中美国有一部大片叫《兵临城下》，讲的是一个狙击手的故事，当时赫鲁晓夫在前线想要给士兵们做个典型、指挥作战，有一个很年轻的政委看到了这一点，就对赫鲁晓夫说：“要给他们希望。”
我对这一幕印象很深刻，其实现在中产阶层面临的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这个就和家庭一样，收入多一点、少一点，有时候困难日子过得苦一点，但只要家里和谐，就都能扛过去。
《新周刊》：关于中产群体，你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新现象？
管清友：最新的现象就是大家确实更佛系、更躺平了，现在的中产阶层也在往躺平的方向走，中药、彩票和上香，是现在疗愈系经济三件套。
有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和日本一样，来到了一个低欲望社会，但我觉得二者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规模大，我们还有很多机会，用专业的话来说，中国经济的孔隙度还很大，所以在很多地方，大家仍然在热火朝天地干活。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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